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近40年来，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同时也要看到，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起源于尚无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对其进行追溯探讨需要依靠考古学的研究和发现。自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基于这些重大发现，学术界认为，探求中华文明的形成，应当着重研究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倡导下，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任务被正式提了出来。近40年来，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深入推进，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中心聚落开始出现，社会的复杂化全面展开

　　农业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史前农业自1万多年前萌芽以来，经过漫长发展，至晚在距今6000多年时有了长足进步。综合栽培作物的驯化，包括耕作、耘田、收割和谷物加工的全套农具，南方水田田亩整治和给排水构造，以及家畜饲养等多方面情况看，当时的农业已经形成一整套生产体系，成为长江、黄河以及西辽河地区人类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大约5700年前开始，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例如，陕西省华县泉护村、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湖南省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几万平方米的普通村落，其内部制陶、石器制造等手工业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显高于普通村落。此外，还可从墓葬大小和随葬品质量、数量相差悬殊等情况，看出社会成员财富、地位的明确分层，这表明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和相邻部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联系。从学术研究上看，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与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类似，兹称之为古国。从大约57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成为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

　　良渚文化率先进入文明阶段，开启了史前文明浪潮

　　大约自距今5000年前后，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在一些地区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区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率先步入文明阶段，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

　　近年来的田野考古揭示了良渚文化的基本面貌：由高墙环绕的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良渚人掌握了较高的科学技术，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运用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权力甚至可以褫夺他人性命。古城内部存在高规格宫殿建筑。良渚社会有着复杂的行业分工和级差明显的社会阶层，城市居民除了贵族之外，也有制作玉器、漆木器等的手工业者，其按照职能、行业等组成的居民结构迥然不同于依照血缘关系形成的农业村落。古城并无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城内发现了大规模粮食仓储，据此推算古城直接垄断了大约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他资源，从而可知城乡之间存在着明确和紧密的辖制关系。可以说，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最高等级的政治中心、宗教中心和手工制造业中心。

　　这些情况表明，良渚文化是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的史前文明浪潮就此开启。大体而言，与良渚文化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

　　二里头文化诞生发展，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