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响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2)

　　　　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主旨讲话中指出：“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面对共同挑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中国之答。

　　　　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扩张，产生并日益加剧着三种关系的紧张：“人与社会关系紧张——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还在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与人关系紧张——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起源于华尔街从金融衍生品追逐超额利润的过度贪婪。”

　　　　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三个层面来解决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之后带来的问题。在人与社会层面主张共融，塑造交流互鉴的文明共同体；在人与自然层面主张共生，建立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在人与人层面主张共业，成为同舟共济的关系共同体。

　　　　不同于西方“共同体”的同质性和排他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最大层面的包容，以人类性消除基于一神论的负外部性。单一神文明是信仰同一神的教徒（同质性）命运共同体，很难包容信仰其他神的教徒和不信神的人，并非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如，康德、爱因斯坦等西方先贤有永久和平论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理念与之有何不同？康德的永久和平建立在其他国家都实现我的共和制为归宿，建立在同质性为前提，实现同质性为目标，演变为民主和平论搞民主输出的悲剧，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倡导每个国家必须遵循统一的价值标准，不是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也不是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设统一的行为体，更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从而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国务院新闻办：《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2019年9月27日。）

　　　　“命运”不是前世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亦非来世的“归宿”（Destiny），而是今世的“共同命运”和积极意义的“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在中国语境中，命运是自主的，因为人是可以“参天地而化育”的。“共同命运”一方面将人从外界权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塑造了团结共同的人类价值向度。因为命运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样性的实现方式；因为命运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思维，一同面向共同未来。一句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鉴并超越了西方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学，尤其是社会学的个体—社群或公域—私域理论、伦理学的契约与功利主义、政治学的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法学的万民法与正义论、宗教学的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又超越了源于一神论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西方社会是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

　　　　当今世界，美国搞团团伙伙，推出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替代版——“印太”战略、跨大西洋技术与贸易理事会，就是这种排他性思维的外交表现。这种一多二分思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的一多不分思维形成鲜明对照。

　　人民之问：如何汇聚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