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李红  来源:北京晚报

  首次示人的任伯年的国画《赵德昌夫妇像》,作品诞生于1885年,其创作年代远远早于馆内的其他藏品。

  “凡是能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作品都是名家的精品,赶上馆庆一下拿出这么多宝贝,我都来了三趟了。”“甭周六周日来,孩子多”。退休中学教师杜先生拿着摄像机边拍边跟记者介绍。

  “与时代同行——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藏品大展”自5月20日开幕以来,观者如潮。此次展出的666件展品又是从中国美术馆50年来收藏的11万件藏品中遴选而出,可谓经典中的经典。

  走进美术馆,走进百年中国美术历史,一幅幅罩着岁月尘埃、凝聚画家心血的珍贵画作与伫立观赏的观众悄然对话——从1885年任伯年的国画《赵德昌夫妇像》,到1924年齐白石国画册页,1943年蒋兆和国画《流民图》,再到1980年罗中立油画《父亲》和1994年刘小东油画《盲人行》……还有圆厅展出的中国美术馆50年来所办的4000场展览的文献资料,构成“美术馆叙事”的恢弘篇章,向观众娓娓讲述着发生在中国美术馆50年的一个个故事。展览7月8日闭幕。

  《父亲》很忙 不能让《父亲》再走动了

  正值父亲节期间,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再度成为馆内观众追逐的亮点。争相在作品前拍照、合影,上传微信的朋友圈,表达对父亲的爱意。《父亲》那深刻的皱纹,闪光的汗水,那期盼的眼神,跨越了30多年时空,依然震撼心灵。

  “在各种主题展览中,中国美术馆的藏品中《父亲》的出镜率最高。《父亲》很忙。”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介绍,“近年来随着各地美术馆兴建热的兴起,到处都在请《父亲》。包括台湾也在邀请。最近上海一个展览馆开出的清单里也有《父亲》。今早,我的同事建议,《父亲》不能再走动了,要永久固定陈列,这样也更安全”。

  与以往见到《父亲》不同,在圆厅东边出口处,一组中国美术馆藏品卡中,罗中立《父亲》的收藏卡和登记表前聚集很多人探头观看,罗中立手书的一段创作经过也是首次和公众见面。在“创作经过情况”一栏中,罗中立用钢笔字写道:“画农民是我的多年夙愿。1975年春节看见守麦的农民,画了‘父亲’的第一幅草图。以后又多次草图,但未能将所想的东西表现出来。直至1980年偶然看到美国一位专画巨幅正面肖像的超级写实的画家介绍,才真正找到自己想要说的语言和那种强度。经过一个月的苦战,终画完《父亲》。这幅作品的原名是《我的父亲》,后经吴冠中提议改为现在的《父亲》。”

  六个电子触摸屏供观众延伸观看

  美术馆的圆厅历来是最重要的作品陈列宝地。在这次展览中,圆厅首次没有展出作品,而是展出半个世纪以来举办的4000多场展览的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美术资讯。在37米长的弧面墙上,50年来捐赠者的姓名和数百个重要展览的名称一一陈列,以表示对捐赠者功绩的铭记。大量的档案文献和当年的展览请柬、门票等,供观众作观赏展览之后的延伸阅读。

  据悉,1961年,尚在施工期的中国美术馆就开始征集作品,到1962年开馆时已积累作品近5000件。馆内档案显示,最早收藏的是林风眠、傅抱石和石鲁三人的国画。1963年6月,毛泽东主席为中国美术馆题写了馆名,这一年便被定为美术馆正式建馆的日子。此次展览上,毛泽东手书馆名原件的复制件首次亮相。由于原件无法借出,复制件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加盖了印章。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美术馆”这五个字,竟然分别写在五张便笺纸上。

  中国美术馆是1958年确立的十大建筑之一,由戴念慈先生担任主设计师,于1961年建成,目前中国美术馆已经收藏了近11万件藏品,藏品规模上已经跻身世界美术大馆。

  范迪安馆长把这次的作品遴选称为:“是非常难以割舍的。不过尽管此次能与观众见面的是造型艺术收藏的六十分之一、七十分之一的藏品,但它们却浓缩成了一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为了发挥馆藏的最大效应,特设六个电子触摸屏供观众了解更多的藏品信息、作者信息和有关活动。

  诸多精品首次示人

  漫步展区,除了徐悲鸿的中国画《战马》、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陈坚的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南京》等一批在以前展出过的“镇馆之宝”,颇为引人注目。另外,还有齐白石的20幅草虫册页、张大千的山水、吴作人、孙宗慰、李瑞年的早期油画,以及近期收藏的力群等名家的作品,此次都是首展,这些少有的存世珍品,令人眼前一亮。

  首次示人的任伯年的国画《赵德昌夫妇像》,主人公是画家的外祖父母,作品诞生于1885年,其创作年代远远早于馆内的其他藏品,显得尤为珍贵。四川美术学院集体创作的雕塑《收租院》、王朝闻的雕塑《刘胡兰》,以及吴昌硕的许多作品也是首次展出。

  展厅一隅,黑白电影《风云儿女》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男女主演袁牧之、王人美着实让年轻的观众陌生。

  名家之后看名品睹物思亲

  看名家名作带来视觉享受。而巧遇名作的名家,听他们讲讲画上的故事,颇有视觉和猎奇的双份惊喜。

  漫步在硕大的展厅、看着诸位前贤的经典作品养眼惬意,更庆幸的是,不时还可巧遇名家本人和他们的后人。比如,曾亲聆摄像机前正接受采访的当代名家罗中立讲述自己的作品;比如曾邂逅老一辈大家蒋兆和先生之子,还有李可染先生夫人、中国最早的女雕塑家之一的92岁的邹佩珠女士。

  在于非闇的《牡丹蜂雀》前,工笔花鸟画大家、美术教育家田世光先生的长孙、中青年花鸟画家田添先生看得格外仔细,一会儿摘掉眼镜近前观看,一会儿又退后思忖,在张大千的作品前他掏出相机不断拍照、感叹其精微:“我祖父早年与于非闇和张大千有着亦师亦友的甚密往来,他在世时曾给中国美术馆捐赠了《英姿万古》、《长寿高节》等大幅精品佳作。时逢50年馆庆展,今天专程来看看这些前辈们的作品很是享受。而且还看到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陈之佛等那么多名家的经典作品,真是受益匪浅”。

  作为田世光先生的长孙,1960年出生的田添从小跟随祖父左右,经常给田世光先生磨墨,研颜色,打理画物。在秉承家学的同时,又受业于近现代名家溥松窗、张振仕、何海霞、梁树年、秦岭云、刘炳森等诸名家,并经常有机会在家中亲聆亲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特别是“文革”后期,在周总理嘱托下成立的国务院书画创作组,大批名画家从“牛棚”得以解放,互相来往,吴作人、叶浅予、刘凌沧、梁树年、黄胄、潘洁兹、何海霞、秦岭云、白雪石先生等很多名家都来过田世光先生在柳浪庄的六世老居与他共话沧桑与艺术。那时由于胡同狭窄,汽车无法开进去,所以家中每每来客,田添便担负着一个迎客、送宾、引路、搀扶老先生们的任务,席间为他们送水倒茶,聆听他们之间的谈话。目睹了“文革”后中国画坛从复兴到繁荣发展的不平凡里程,“今天又看到他们这么多的画作,真是感慨颇多。”

  本报记者 赵李红 阎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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