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晶晶  来源:中国文化报

郭味蕖作品《归兴》 郭味蕖后人目前仍在为妥善保管其作品而苦恼。

    近日,李可染遗产纠纷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实,此案不仅关乎家族成员的利益分配,也牵扯到文化遗产如何保存的重大课题。

    李可染生于上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前后诞生了许多书画名家,如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黄胄、郭味蕖、陆俨少、赖少其、关山月、傅抱石等等。他们去世的时候,国家尚未建立统一成熟的收藏机制,所以多数人的作品及收藏留给了后代。后代对于这批宝贵的遗产,多采用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家族保管,如李可染作品交由李可染夫人邹佩珠托管,如何处置则由李可染艺术基金会来决定;二是家族捐赠,然后由受赠机构(多为画家出生地地方政府)为画家修建或者提供个人作品馆,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山东的李苦禅纪念馆、浙江的潘天寿纪念馆等,均依此例建立。另有极少数人的作品捐赠给了综合性的博物馆或美术馆,如黄宾虹就是由其好友傅雷牵头和协调,将4000多件作品捐给浙江博物馆收藏。

    目前,这两种收藏管理方式都陷入困局。

    作品流传故事可写传奇

    名家作品及收藏至今仍能较为集中地由家属或艺术机构保管的,都有一段堪称传奇的经历。

    1969年,为保存作品,李可染特地让在河南工作的大儿子李玉双将作品从北京运到河南。李玉双在博客中回忆:运箱子时是大冬天,耳朵冻得疼。火车运到洛阳,再想办法让我们厂里派车,当时我在厂里头朋友多。我们那儿是集体宿舍,六七个人住一起,根本没法搁,搁那儿也不安全。我就找个老工人,把两个箱子都放他那儿,他也不知道那里面有画,放了3年。

    据郭味蕖之子、著名花鸟画家郭怡孮介绍,郭味蕖的作品在“文革”中丢了一半,其中花卉类丢了2/3。若不是好友相助,流失得还可能更多。“文革”时,郭味蕖被抄家,作品搁在一个大院里。一位张姓好友知道其价值,装成捡破烂的,捡回200多张。丢失的作品偶尔散见于各大拍卖行,家属只能重新买回,多数则不知所踪,很是令人痛惜。

    李苦禅之子、全国政协委员李燕告诉记者,李苦禅纪念馆中齐白石给李苦禅的书信,可以说是拿命换来的。“文革”抄家后,齐白石的书信被放在贴了封条的大箱子里,李燕费了好大劲做了一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封条,趁着红卫兵不注意的时候,冒险溜进屋子,揭了封条拿回书信,又贴上自制的封条以防被人发现。直到如今他还记得红卫兵嘀咕:“好像有齐白石的书信啊,怎么没了?”

    家属手中的宝贝成了烫手山芋

    历经劫难的作品,家属一般不愿卖,一怕有违先辈的遗志,二是担不起不肖的骂名。

    不过,多数书画名家育有多个子女,对于作品的处理,各有各的想法,大家意见很难统一,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的主心骨,很容易因此闹上法庭。再就是保存管理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如果后人都干其他行当去了,收藏管理就难上加难。不卖也有问题,作品的保存管理成为家属沉重的负担。

    以郭味蕖家族为例。郭怡孮介绍,本来郭家打算按照一般的模式,将作品捐给山东老家,由政府出面管理;但当地政府考虑到长期管理的难度,采取了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郭家家族管理的方式。为了保存郭味蕖的作品,郭家自己筹集了3000多万元,在老家盖了郭味蕖纪念馆。但是盖馆容易养馆难,人力、物力都需要大投入,目前纪念馆连最基本的恒温恒湿条件都不能提供。后代子孙能否继续这项事业也是郭怡孮的担忧,因为家族管理很难保持连续性,有太多不可预知的因素。

    并不是所有家族都能像郭家那样,有能力、有精力为作品找到一个归宿,陈列并展览,有的名家作品则只能藏于家族之中,“养在深闺人不识”。由于目前国内没有专业的书画托管机构,值钱的画放在家里又不安全,有的就将画放到了银行这样的保管机构。但后者并不懂书画保管,前几年吴湖帆画作遭遇水患,就是一个教训。吴湖帆家属将10件精品书画存放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保险箱,委托其保管,不料银行中心库房淹水,所有作品均遭破坏,其中8件完全被水浸透。尽管后来银行做了金钱赔偿,但是画作的损害却无法弥补。

    郭怡孮说:“如果有收藏资金,有稳定的机制,家属会非常乐意将作品捐出来交由国家收藏。目前国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收藏一批好作品,不然作品流散的可能性很大,越往后收藏越难。作品国家收藏后,还应考虑陈列的问题,不能从此将作品打入冷宫,谁也见不着了。”

    地方名家馆的难题:一任主管一个脾气

    至于分散在各地的名家馆,得到的不同待遇和地方领导直接相关,和主管领导对国家软实力、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及自身的知识修养、脾气秉性密切相关。李燕说:“所有这些馆的命运都拴在地方领导人身上,它是一个变数,令人担忧。而且捐赠家属无可奈何,因为作品一旦捐出,家属就没有任何权利。”

    李燕认为目前有两种名家馆情况较好。其一是由内行来管理,有良好的硬件,且国家解决经费——馆员的工资、活动经费、宣传经费等,目前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仅有徐悲鸿纪念馆一家,因为该馆徐悲鸿作品及收藏的数量、质量,全国没有第二个馆可以媲美。其二是有地方领导重视,像南方的陆俨少、潘天寿、赖少其的个人馆。

    为什么要强调地方领导的态度?李燕说:“一任主管一个脾气,上任领导重视,下任领导就不见得了。有领导抱怨名家馆总办一个人的展览,认为可以租出去部分搞创收,甚至提议将画家的画室改做歌舞厅,他们觉得已故画家的工作室犯不着要这么大的地方。有的领导因为将纪念馆当做上任的政绩,认为前任领导弄的馆给政府添麻烦了,将纪念馆当做包袱。所以做得像样的馆,隔一段时间去很可能就面目全非,变成了小卖部,画家生前使用的案子上,净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领导的态度是个变数,名家馆的日常管理也缺乏专业态度。多数馆硬件条件不合格,比如最基本的条件——恒温恒湿、防紫外线、防红外线、防虫、防盗、防粉尘,都难以提供。李燕介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的名家馆不归文博口,指派来的人有的并不懂行。行政级别低的馆则如果领导不重视,就处在后娘养的地位,凡事得层层上报、层层审批,在人员调配、资金申请方面很困难。还有的馆就更不像话了,家属捐了作品,当地政府说自即日起就不要对这些画说三道四;有的家属惊讶地在拍场发现自己捐的作品。

    李燕曾听某些人士对画家家属慨叹:“早知道这个样子,你卖掉好了。我肯花钱买就会好好保护,出画集、办展览,老百姓可以看到。谁也不敢乱拿。” 李燕认为,国家应成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建立作品保护的长效机制。

    在国家收藏管理方面,中国美术馆和上海博物馆做出了表率。除每年不定期地推出馆藏作品展外,2008年中国美术馆还推出“长风万里西部情”展,将馆藏作品巡展到全国各地。2004年上海博物馆为在1951年捐赠大克鼎和大盂鼎的潘达于举办了捐赠回顾特展,以表彰潘达于的爱国精神。(记者 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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