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中华书画网

  自1939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外国人文纳的第一笔捐赠至今,已有近800人给故宫捐赠了3万余件文物,故宫藏品由此变得丰富而系统。遍览如今被镌刻在故宫景仁榜上的捐赠者的名字,让人不禁浮想,这一个个的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这横跨70余年的捐赠史背后,又蕴藏着什么?

  梁金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亲历者。从内蒙古插队回来到故宫当一个普通的泥瓦工,再到管理着逾百万文物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在故宫里已经工作和生活了30余年。除了保管百万有余的文物,梁金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故宫散落在民间的国宝征集回宫。所以在二十多年中,他亲眼目睹了文物的聚聚散散,也见识了国人文物观念的变迁。不妨让我们听梁金生谈文物聚散离合的命运,讲文物捐赠背后的故事。

  捐赠潮

  2005年4月28日,曾作为清代后妃的居所、康熙帝的诞生之地的景仁宫迎来了新的使命。这一天,在面积并不算大的景仁宫的墙壁上,镌刻此前近70年中向故宫捐赠个人藏品的所有捐赠者的姓名的工作终于完成,名曰景仁榜。榜单上,王世襄、史树青、马衡、郑振铎、章乃器、朱家潘、陈半丁等在收藏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悉数在列。

  个人捐赠文物是从1939年文纳开始的,回顾72年的历史,梁金生说:期间有三次高潮,分别为从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期。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赠高潮也为之到来。彼时,经过长久战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镌刻在景仁榜上的名字统计,仅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而接受捐赠的基本为故宫博物院。

  梁金生说,这时候的捐赠者的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46年他将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妻子潘素变卖的首饰,凑成黄金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处购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蜀官妓图》,仅定金就6万大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花费了他110两黄金。

  然而,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又一举捐赠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包括《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现均为故宫馆藏。

  作为一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的章乃器,也将收藏作为重要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因为时间充裕和此前做实业所积攒的殷实财富,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

  郑振铎从故宫派了六位专家来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开的所有橱柜中,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宫馆藏的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公开的资料显示,那段时间,个人除了捐赠给故宫的珍贵藏品,后来包括国家博物馆等机构的受赠文物也数量不少、价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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