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塑上篇(4)_雕塑历史　中国雕塑史　西方雕塑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为目的的雕塑也从另一条道路走向繁荣。

　　中国在历经秦、汉四个世纪的一统局面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分足割据的状态。所谓三国就是曹氏父子建都洛阳的魏国（２２０－２６５），建都南京、由孙权统治的吴国（２２９－２６５）以及汉室后代刘备统治的蜀国，他的称帝是在（２２１－２６３）。这期间鼎立存在了四十年，战争频仍，但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比较优越，生存的威胁也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艺术成果似未受太大影响。

　　佛寺的兴建在东汉时已经被正史所记载，造像活动也因此而展开。自晋代以后，造像活动大肆盛行，甚至当局不得不出面干涉，限制其不加节制的耗费人力和物力。

　　现在所能看到的三国时期的雕塑实物，多为墓葬明器。如安徽毫县一带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贵的砖雕艺术，其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

　　蜀国和吴国被魏所灭以后，魏国的司马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统一而短命的西晋（２６５－３１６）。但由于西晋的统治腐朽无能，被北方各少数民族所破，这些少数民族被统治者成为“五胡”。随之天下大乱，除了“五胡”、“十六国”的民族争斗，西晋政权旋即倒台东晋王朝（３１７－４２０）趁乱建立于建康（今南京），统治者为西晋宗室司马睿。之后的局面更加复杂，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被统称为“南朝”；与此同时，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继“十六国”以后分别建立，成为“北朝”，直到公元六世纪的这一段，就是南北朝时代。

　　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加之统治者的带头尊奉，市佛教雕塑艺术得以巨大发展。印度佛香属“犍陀罗式”，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传入我国以后，即被中国雕塑家所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泊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

　　佛像艺术的第一种为石窟形式，以北方地区为主，由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等等，都有明确的年号题记；一路开凿的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等。

　　甘肃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僻远，未受战乱的更大影响，所以其千佛洞的建造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干扰。但当地土质疏松，不宜于雕刻造像，只能以泥塑代之。这也是中国佛像艺术的特点之一。敦煌莫高窟的建设规模巨大，从十六国到北朝这一时期的塑像来看，匠师们已把人物形象渐渐中国化，并在造型审美尺度上趋向于当时的流行形式，与同一时期绘画作品中“秀骨清像”之特点基本保持一致。它的后期作品开始出现唐代的风格迹象，受内地影响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比如服装、饰物等方面；再是色彩上，重彩浓抹，表现技法日渐成熟。

　　麦积山石窟的得名是由于它的外形似麦垛，位于甘肃天水。同样，由于石质的问题，麦积山也不宜于雕刻佛像，属北齐时期的作品较多。相对而言，麦积山石窟雕塑更加生动和世俗化，在众多雕像当中，有面目秀美的佛像、有低声耳语的供养人、由活泼生动的比丘还有虔诚苦修的老僧以及狰狞怒目的金刚力士。这些泥塑的制造工艺十分精湛，选材讲究，虽未经焙烧但历经千余年仍未损坏。

　　云岗石窟群位于山西大同，石窟延绵有一公里，大小石窟（龛）约千余个，规模庞大。云岗石窟的开凿年代主要是北魏时期，充分利用了当地石材的特点；体魄巨大、形象庄严，具有摄人魂魄的体量感和空间感。主佛高达１３．７米，立于石窟中主要位置，为云岗石窟群的第一作品；第二期造像的尺寸明显比第一期要小，但更加注重形象刻画，人物动态也更加活泼；第三期已近尾声，时间拖至六世纪初。当时的大规模开凿工作已经停止。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及衣饰装扮已完全中国化，“褒衣博带”式的中原服装形式已经普及。

　　河南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力经东魏、北齐、隋、唐多个朝代之开凿，作品庞杂，遗留作品也较多。可惜的是，解放前被外国列强盗去了许多造像以及头、手臂等局部，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宾阳中洞是龙门石窟中比较重要的一处，是北朝时期有史实可查的，其形制结构与云冈昙曜五窟相似，窟内饰有莲花、飞天、云气等图案，气氛神秘、纹饰华丽，但无琐碎之感；莲花洞内的石雕莲花特别突出，窟内主佛像为站立姿势，手臂的雕刻尤为动人，，似有柔软弹性之感；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较大的一个，历史年代也较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洞内壁面上雕满了小佛龛，几乎每龛都有造像题记，中国著名的书法碑帖“龙门二十品”中，古阳洞中的就有十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