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

中国古代坟墓中陪葬用的偶人。可能是象征殉葬奴隶的模拟品。东周墓中出现渐多，秦汉至隋唐盛行，北宋以后逐渐衰落，但仍沿用到元明时期。俑的质料以木、陶质最常见，也有瓷、石或金属制品。宋代以后纸明器开始流行，陶、木、石制的俑渐渐减少。俑的形象，主要有奴仆、舞乐、士兵、仪仗等，并常附有鞍马、牛车、庖厨用具和家畜等模型，还有镇墓厌胜的神物。俑大多真实地模拟着当时的各种人物，因而可以考见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也是研究各代舆服制度的重要资料。俑还可以反映出各个时代雕塑艺术的水平。

俑的起源  商代和西周流行人殉。随着奴隶社会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的兴起，用大量奴隶作为人殉的习俗也随之改变，从而出现用模拟的人形──俑，来代替活人殉葬的新习俗。最早的俑，可能是用茅草扎束而成的人形，又称“刍灵”，以后改用陶、木制作。

春秋战国俑  目前发掘获得时代较早的陶俑，出土于山东临淄的东周墓中，时代约当春秋战国之际。临淄郎家庄1号墓主室周围有17个陪葬坑，主室填土中有殉人，而陪葬坑中的死者则随葬有成组的陶俑。这种人殉和陶俑共出同一墓中的现象，说明当时还处于开始用俑随葬的阶段。出土的陶俑形体很小，高仅10厘米左右，由于火候低，出土时多已残损。俑头上用墨勾画眼眉，衣服上施彩绘。有男、女俑，男俑为武士，多披甲持物；女俑为奴婢伎乐等。在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中也出土陶俑，如14号墓中发现18个男、女俑，身高5厘米左右，造型简单仅具轮廓，身上涂朱还留有刀刻痕，多为婢仆形象。在湖北、湖南等省的楚墓中，随葬的俑都是木质的，也多作婢仆和武士形象。以木刻成人的轮廓，然后墨绘出眉目须发等细部，有的彩绘出衣裙甲胄，也有的穿丝织衣物。一般形体扁平，也有的在躯体上另安手臂，手上再握持小木剑、戈等物或演奏乐器。

秦俑  秦代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仪，制造了数量众多的和真人等高的大型陶俑，仅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随葬的陶俑就达几千件。这些陶俑模拟着秦代军队的形象，身披铠甲或穿战袍，手中还持有真实的兵器。同时配有与真马大小相若的陶质战马，以及由四匹陶马拖驾的木质和铜制战车。这些陶俑的服饰、发式以及眉目胡须都如实地反映出秦代士兵的真貌。但不论是陶俑还是陶马，姿态都相当呆板，缺乏生机。在始皇陵还发现过一些大型的奴仆陶俑，均作端坐的姿态，艺术风格与兵士俑相同。

汉俑  汉代以俑随葬的风习更趋普遍，俑的质料以陶质为多，但江南仍多流行木俑，以湘鄂地区最普遍，也有少数石质或金属俑出土。西汉时期，帝后陵墓附近的丛葬坑和陪葬墓，出土有数量较多的陶俑，均为模制，上施彩绘。和秦俑一样，主要形象是兵士和侍仆，但形体比秦俑小得多，而造型则较为生动。在西安任家坡汉陵丛葬坑中出土的陶俑，都是侍女形象，或坐或立，衣着艳丽，体态端庄，立俑高50厘米左右，坐俑高35厘米左右。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陶俑近300个，主要模拟当时的步、骑兵和战车兵形象。咸阳汉安陵陪葬墓出土的陶俑，除排列整齐的武士、侍仆、乐队外，还有大量的陶牛、羊和猪，按类排列，头向一致。湘鄂一带的西汉木椁墓中，则盛行用木俑随葬。例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1号和3号墓中都有大量木俑出土。1号墓出土木俑达260多个，多为家内女侍仆，还有歌舞俑和乐队，一般是雕出轮廓后，再彩绘出眉目衣饰细部。也有一些侍女和歌舞木俑，仅头部雕刻精细，身躯不加雕饰，穿有以各种丝织品制作的衣服，颇为华美。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墓主仅有“五大夫”的爵位，也随葬不少木俑，有骑马俑、奴婢俑与木制的车、船模型，还有手持䦆、臿、锄、斧的男女俑。

东汉时期，陶俑继续流行于中原和关中一带，造型较西汉时期更为生动。洛阳东汉墓中多出土各种庖厨、侍仆和乐舞百戏俑，特别是乐舞百戏俑，形体较小，但是姿态传神，舞姿优美，是生动的古代雕塑艺术精品。东汉末年随葬的陶俑出现了武装部曲的形象，还有高大的楼橹坞堡模型。陕县三门峡市东汉墓里出土了不少精工制作的绿釉陶楼，楼上楼下都布置着武装部曲俑，手持强弩，控弦欲射。四川的东汉墓中，除了家内奴婢和庖厨俑外，有在水田模型中穿短衣或赤膊、赤足劳作的陶俑。还有一些赤膊大腹的击鼓说唱俑，形象极为生动。

西晋、南北朝俑  西晋墓中的俑，仍以陶质为主，南方开始出现青瓷质的俑。在洛阳地区的西晋墓中，陶俑形成固定的组合，包括着甲胄的武士俑、牛状镇墓兽、牛车和鞍马模型，以及男女婢仆俑。在湖南长沙西晋墓中，除陶俑外还有青瓷俑，有数量较多的出行仪仗俑，包括盛大的骑吏和鼓吹行列，以及大量手持刀盾的赤足的步兵。另一些陶俑则作属吏和侍仆的形象，其中较突出的是双人对坐执笔、书写牍的文吏俑。这些俑的造型拙稚，比例不谐调，显示出地方特色。

西晋以后南北分立，随葬的俑群也形成不同的特点。在北方，从十六国时期起，开始出现反映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的“甲骑具装俑”。北魏以后，随葬陶俑的组合日趋固定，大致可分为3组：① 镇墓俑，包括两个蹲坐状的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两个形体高大的按盾甲胄武士。② 出行仪仗，包括骑马的鼓吹乐队、甲骑具装、步行的属吏和仪仗队，还有持盾或背有箭箙的士兵，以及鞍马、骆驼、驴、牛车等模型。③ 家内奴仆，包括男仆女婢，歌舞和乐队等。

江南的东晋南朝墓中，大致还沿袭着西晋的传统，随葬陶俑数量较少，一般只有男仆女婢各1个，有时还有牛状镇墓兽和牛车、鞍马模型，牛车上或放置带三蹄足的凭几。没有着甲胄的武士俑，服饰和风格也与西晋不同。在广西出土过造型拙稚的骑马俑、肩扛步辇的模型，以及执旗、戟、刀等的成列武士俑，也许反映着当地豪族还有相当大的势力。

隋唐俑  隋代统一全国，但随葬的俑群仍承继着北周和北齐的系统，有镇墓俑、出行仪卫和家内奴婢乐队等内容，其变化是出行仪卫的数量日渐减少，乐队中除坐部外，还出现坐部和立部两组，安阳张盛墓中的白瓷俑就是这样的组合。

唐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随葬俑群也更加制度化，特别是两京地区更是如此。北朝墓中大量放置的“甲骑具装俑”逐渐消失，只在帝王墓中出现，如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即有出土。总的看来，仪仗俑的数量日渐减少，保留下来的是乐队和骑吏。一般常见的只有牵马俑和鞍马，及牵驼俑和骆驼。家内婢仆，多只有女仆，均为唐代妇女丰腴的体态。镇墓兽开始仍是蹲坐形状，后来改为张牙舞爪、鬃毛飞扬的姿态。甲胄武士装束的镇墓俑逐渐为天王状的镇墓俑所取代，又从足下踏牛改为踏鬼怪，甲胄装饰日趋华丽，体态雄伟生动。同时，唐俑中出现了色彩绚丽的三彩俑，常见黄、褐、绿、白等彩，也有蓝彩或黑彩。

宋以后的俑  宋代以俑随葬的习俗日渐衰落，这也可能是受到纸明器流行的影响所致。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宣和元年（1119年）彊氏墓中出土残、整石俑近40个，是较罕见的例子。四川的一些宋墓中也出土有较多的陶俑。因受当时流行的堪舆术的影响，俑群中反映出行仪卫和家内奴仆的形象减少或消失，出现了一些新的与堪舆迷信有关的厌胜神物的形象，例如，作老翁状的“蒿里老公”、着甲胄的“镇殿将军”、人首鱼身的“仪鱼”、蛇体双人首的“墓龙”、人首鸟身的“观风鸟”等等。至于北方的辽墓和金墓中，由于民族习俗不同，以俑随葬的例子就更罕见了。在山西侯马的金墓中，出土过涂彩的杂剧砖俑；江西鄱阳和景德镇南宋墓中，出土过作表演姿态的瓷俑。

元明时期一般墓中已不再以俑随葬，但在一些王公官员的坟墓中，还常发现有数量众多的陶质或木质的仪仗俑群。如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和山东曲阜的明鲁王墓中，都随葬有大批以象辂为中心的仪仗俑和仆侍俑。明鲁王墓的四百余个仪仗俑皆为木雕，大都持有各种质料的仪仗用具，雕刻精致，敷彩鲜艳。朱悦燫墓的五百余个仪仗俑都是釉陶俑，排列有序，出土位置清楚。这两座墓中出土的仪仗俑，其服饰和所执仪仗，如实地反映了明初亲王的仪仗制度。至于官员墓随葬的仪仗俑，在河北阜城发现的明吏部尚书廖纪墓是突出的例子。该墓葬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是由皇帝特命工部营造的。在石棺的前方另砌有放明器的随葬坑，其前部放仪仗俑，后部放厅堂模型、家具模型及侍女俑。仪仗俑以隔墙分为左右两部分，各排一组仪仗，共六十余个，左边的俑中有背“吏部”牌记的，右边的有背“兵部”牌记的，说明一组反映着吏部仪仗，另一组反映兵部仪仗的实况，这在明墓中是极为罕见的特例。